东京审判中，为了追究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责，以梅汝璈为法官、向哲濬为检察官的中国团队“昕夕从公”，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将南京大屠杀案办成铁案，中外检察官并肩作战，走访各地搜集证据……在多方努力下，东京审判以不容辩驳的事实揭示日本侵略罪行，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主要的法理清算。
如今，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亲历者均已告别人世，但无数后来者继续坚定地捍卫历史、守护正义。回望东京审判，不仅是为了缅怀一群人的责任担当，更是为了警醒世人——唯有正视历史，才能创造持久和平。
中国法官梅汝璈——
“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牛志远 许陈静
1946年3月20日，梅汝璈的名字传遍了大江南北。这一天，《中央日报》《申报》《大公报》纷纷在显著位置刊出消息：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设有11名法官，平均年龄55岁，梅汝璈当时42岁。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向记者介绍，父亲20岁赴美留学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归国后长期教授英美法和国际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由英美法系人员起草，11名法官中有7名来自英美法系国家，梅汝璈凭借过硬的专业背景入选。
刚到东京时，梅汝璈预计这场审判需要数月时间，但审判实际持续了两年半，共开庭818次。
开庭预演时，法官的座次问题引发了争论。按道理，法官们的席次应以受降签字的先后为序，庭长韦伯却将中国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国法官之后。梅汝璈提出抗议，愤然离开会议室，并脱下法袍以示决心。在他的力争下，韦伯最终同意按照受降签字国的次序排列。
法律以外的力量干扰了审判，日本天皇没有被追究战争责任，梅汝璈深以为憾。他意识到，这是个政治问题：“从法律角度，我看不出天皇对于日本侵略战争没有责任。”梅汝璈心有遗憾，却并未气馁，他深知法庭上有大量罪行需要一一清算。1948年4月，梅汝璈坚决主张判决书应单设章节对南京大屠杀予以说明，并主动承担了这部分内容的撰写工作。整部判决书足有1200多页，叙述日本对华侵略事实的部分由梅汝璈主稿。
到了量刑环节，分歧再次出现。由于法庭未规定统一量刑标准，有些法官来自废除死刑的国家或没有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对于是否判处日本战犯死刑，法官们意见不一。梅小璈说，父亲当年做了大量工作，利用一切机会强调日本军队在中国的犯罪事实。
遗憾的是，两年半的审判过程中，法官会议均为秘密召开，未作书面记录，如今很难得知梅汝璈如何排除万难争取更为公正的量刑，只能在他的日记里散见一些细节：“他们（新西兰、荷兰、加拿大及法国法官）对我在今天法官会议席上所持坚决态度表示惊异和钦佩。其实我小事不喜过问，但大事我决（绝）不放松。我不过问则已，过问我则非坚持到底，无论成败，非得到一点结果不可。”面对原则问题，梅汝璈态度坚决，寸步不让。
1948年11月12日，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武藤章、木村兵太郎7名罪大恶极的日本甲级战犯被判处死刑，另有16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被判有期徒刑。
74岁的梅小璈仍清晰记得父亲生前的话——“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记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中国检察官向哲濬——
“我们都要为历史作证”
《环球人物》记者 冯群星
向哲濬最小的孩子向隆万已85岁。见到记者时，他拿起一张黑白照片介绍道：“这是东京审判期间部分检察官的合影，美国的、苏联的、法国的……右边第二位就是我父亲，中国检察官向哲濬。”
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当首席检察官季南介绍国际检察局成员时，第一位被念到名字的便是向哲濬。当时有媒体这样报道：“全体人士对此中国检察官，皆予以深刻之注意，尤其引起日本各战犯之注视。”
“当时28名甲级战犯的辩护律师团约有130人，而中国检察官团队最初只有我父亲和秘书裘劭恒两人。”向隆万回忆道。彼时国内时局动荡，日方又大量销毁罪证，取证难度极高。向哲濬一面协调后方寻找证据，一面设法充实力量，最终集结了13人的中国检察组。
清算被告罪行以何时为始？这是庭审筹备初期一大争议点。国际检察局倾向于从1941年珍珠港事件算起，但这意味着无视此前中国人民多年的浴血抗战。经过中方据理力争，国际检察局将清算起点锁定在1928年（日军违反了同年签署的《巴黎非战公约》）。而被告辩护律师乔治·山冈并未善罢甘休，抓住宣战时间大做文章，声称1941年12月9日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前双方未处于交战状态，“不存在战争，也就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战争罪”。
向哲濬对此予以严厉驳斥。在列举证据之前，他特别请求法庭给自己几分钟时间，作出如下陈述：
“……从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在中国采取了战争性的行动，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包括士兵和平民，这是14年以前发生的事。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卢沟桥发动战争，一个晚上杀死数百人。随后，日本向全中国出兵，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士兵，还有儿童、妇女和无助的平民——非战斗人员。我认为那些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
从1946年5月开庭至1947年底，经由中国检察组搜集提出的日军在华暴行证据多达99件。最终，28名被告除2人病死、1人因精神病被予以撤诉外，其余25人全部被判有罪。
向哲濬觉得，自己终于对祖国有了交代。“父亲曾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抗日战争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胜利，而东京审判使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向隆万说。
上世纪80年代，日本掀起一轮篡改教科书的逆流，将侵略中国美化为“进入”中国。1983年，上海学术机构举办回顾东京审判、反对篡改历史的座谈会，91岁高龄的向哲濬受邀参加，向隆万推着轮椅上的父亲一同前往。
会上，向哲濬援引东京审判判决书段落，详述南京大屠杀等暴行。他动情地说道：“美瑜（注：石美瑜，二战后担任南京军事法庭庭长）说得好，‘我已经是活不久的人了，但我一定要为历史作证！’……我们都要为历史作证。”向隆万印象深刻，讲到此处，父亲的声音因激动而微微颤抖。
1987年，向哲濬去世。关于那场世纪审判，他几乎没有留下文字回忆。为了弥补遗憾、还原历史，从2003年起，向隆万开始在全球范围搜寻庭审记录与相关线索。让他欣慰的是，20多年来，国内关于东京审判的研究线索和资料越来越多。
“靖国神社不仅供奉甲级战犯，颂扬战犯的展品还越来越多，日本对军国主义的毒害没有任何反思。”谈及2009年、2019年两次赴日调研所见，向隆万觉得重任在肩，要抓紧时间继续调研、发声。
每当看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抬头的新闻，向隆万就会想到1983年送父亲参加座谈会的情形。向哲濬坚定的发言以这句话作结：“如果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硬要卷土重来，它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美国助理检察官萨顿——
把南京大屠杀案办成铁案
《环球人物》记者 刘舒扬
2025年底，加拿大华人段宇豪从美国马里兰州一家小型拍卖行购得一批档案。那是东京审判中美国助理检察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私人档案，共计15斤重。2026年初春，这批史料回到了中国。
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赵玉蕙介绍，1946年初，东京审判检举筹备工作进入关键阶段，此时巢鸭监狱关押着的上百名甲级战犯嫌疑人正待接受讯问，他们遍布亚洲的战争罪行将面临调查。彼时，国际检察局已意识到，日本侵华罪行是检方举证工作的起点，也是所有指控的重中之重。由于人手严重不足，国际检察局将萨顿从美国增调到东京，同中国检察组一起为日军在华战争罪行调查取证，尤以搜集南京大屠杀相关证据为重。
1946年3月12日，萨顿从东京飞抵上海，他在中国调查的时间被严格限制在30天以内。时间紧迫，萨顿思路清晰：为了确保证据在法庭上的效力，证人身份必须具备极高可信度——政府公职人员、大学教师、传教士或医生，且证人最好能用英语表达。他的日记清晰记载了这趟寻证之旅：走访长江岸边6000人被日军机枪扫射的惨案现场，调阅慈善团体埋尸记录，收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词……他找到了金陵大学教师贝德士、英国记者田伯烈、圣公会教堂神父约翰·马吉和鼓楼医院医生罗伯特·威尔逊，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案的核心证人。
对待每名幸存者，萨顿制定了一套取证流程：先访谈，再誊写证词、翻译，最后公证、签名。按此流程拿到的宣誓证言，可以成为法庭上难以撼动的铁证。赵玉蕙说，萨顿甚至自掏腰包，让远在美国的律所汇钱过来，替证人垫付所需住宿费。
在南京，萨顿专程去了一趟美国驻华大使馆，找到了美方与东京高层的往来电文。这些电文证明，日军在南京实施暴行时，已有美方抗议传至东京，日本领导人对此完全知情。赵玉蕙说，检方要向法庭进一步证明，日军的战争暴行在亚洲太平洋战场普遍发生，已构成一种系统性的模式。检方要追究“指挥官责任”或“阁僚责任”——日本最高决策层明知战场上不断发生着违反国际法的暴行却未采取任何行动阻止。
1946年7月，东京审判进入南京大屠杀案检方举证阶段。辩方试图交叉质证，但并未成功。“南京大屠杀案的证据很扎实，”赵玉蕙说，“辩方律师很少提出反对意见，也问不出什么来。萨顿有信心把它办成铁案。”法庭用了3个星期，听取了10余名证人的口头证言，接受了100多件书面证词和有关文件。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宣读判决书。判决书用两个专章确认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认为“在日军占领后最初6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人”。时任中国检察官秘书高文彬记得，旁听的日本人从法庭出来后，看到中国检察人员，“不敢抬起头来看我们一眼”。
萨顿高度评价东京审判。1950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东京审判的价值在于，“它是向着用法律和秩序体系取代武力体系迈出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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